靖一郎并不是一个冷酷的人，他只是迟钝并正直罢了。富士山喷发之后，还有再次喷发的危险，大多数的日本人都无暇顾及非洲的情况。靖一郎现在需要对付的是他和文部省之间各种各样的冲突。富士山的喷发造成了许多伤亡者，日本的社会系统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文部省也不会因此就支离破碎，明年仍然会有大学入学考试。但是文部省与财界联合，最近出现了一个“要是不能阻止理科学生越来越少的现象，日本的科技水平就会落后于外国”的说法，学校的补助金都会优先供给到理科。然而对于靖一郎而言，想要让共和学院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他必须要获得更多的补助金。

不过，纵观近代日本的历史，理科向来得到优待，而文科一直被人冷落。政府花了巨额资金建设了筑波研究学园都市，那里的研究所却几乎都是理科的，几乎没有文科的研究设施。大企业也常常只为理科专业的本科、研究生提供资金援助，对文科几乎没有任何贡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曾经进行过“学生动员”，当时的理由是“大学生也应该拿枪上战场，为国捐躯”。可实际上被送上战场的都是文科的学生，理科的学生并没有被动员。日本军的想法是“文学、法学专业的学生死了也无所谓，可是医学、理工科的学生能够派上用场，所以要让他们活下来”，这样的倾向直到战争之后都没有改变。高中有所谓的理数科，在这个组里的学生都被学校认定为精英人才，不管你是不是想要当医生，只要能考上大学的医学部就算是成功了。学校不把理科当作教育，而是把理科作为区分学生好坏的手段，引起学生的厌恶情绪也是理所当然的。

即便现在有人指出“学生的语文水平在变差，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在国家的历史”，国家与企业也依然毫不在意。甚至还有财界的人大放厥词，认为“我不需要自己会思考的员工”。要是跟他们说“学理科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立马就会慌慌张张地考虑对策，提供资金，学问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满足自己利益的道具。

靖一郎多少还留存了一点作为教育家的心气。他虽然不想让文部省干涉教育的内容，但也没有反抗文部省官僚的勇气。

1994年10月，随着“行政手续法”的施行，也出现了“是否遵从行政指导是个人自由，但不遵从会遭到对自己不利的待遇”这样的规定，也就是说，只要和官僚唱反调就不会有好果子吃。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所以这件事才被禁止，就像是有了杀人犯才有杀人罪一样，完全不讲道理。

有一个词汇叫“官喝”，既“来自官僚的恐吓”，官僚可以滥用自己的权力与权限压迫一般的民众。大型建筑公司每年向官僚赠与10亿日元资金，支付打高尔夫和举办宴会的费用。有些公司的社长抱怨“根本受不了这样的方式”，但当报社记者问他“如果不喜欢，为什么还要给钱呢？”，对方就会变了脸色说，“别开玩笑了，要是做这种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他们报复。”这样的行为和暴力集团没有区别。用法律和权力做为自己的后盾做尽坏事的人就被称为“官匪”。

靖一郎坐在之前始一直使用的书房中烦恼不已，冴子出现在他面前，告诉他有人前来拜访，对方自称是警察。

“警，警察！？”

靖一郎的脸色在红色与青色之间快速变化。他没有做过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却害怕权力与权威，光是听到警察两个字，就足以让他的脸部出现神经性的流血不畅。打从今年一开始，和他关系密切的有权者就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因为没有了可以依赖的人，靖一郎更加怯弱了。要是有什么情况，他打算把责任全部推给龙堂家四兄弟，也就是自己的外甥。想到这里，靖一郎先让自己的妻子冴子来应对情况。冴子丝毫没有丈夫那狼狈的样子，她很清楚，要是为了处理公务，警察不会单枪匹马拜访市民。冴子把他招进会客室，这是一名五十多岁面容粗犷的男性。

男人名叫南村，本来是警视厅的刑事部长，也就是现在身在香港的虹川的上司。之所以说“本来”，是因为前几天发生了人事异动，给了他一个“总监”的闲职。表面上是因为他要为部下失踪担负责任，实际上是因为他受到了主流警察官僚的排挤。

“虹川似乎是贵校的毕业生。”

南村在和冴子寒暄过后开始讲正事，靖一郎根本没必要那么心惊胆战。南村只不过是想找到虹川的去向，想问问他们有没有线索，他并没有抱什么期望地拜访了龙堂家。作为一个被别人排挤的人物，就是在警视厅也很难待下去。他讲述了虹川与龙堂家四兄弟之间的关系之后，询问冴子是否知道虹川现在身在何处。

实际上冴子知道虹川在哪里，现在茉理身在香港，虹川和原来在报社还有原来在自卫队的人都和她同行。但要是把这件事告诉警察，不知道会造成什么后果，冴子对讲出事实的预期并不乐观。

“非常抱歉，但我们确实爱莫能助。”

冴子这一番话说出来，南村警官似乎非常为难。

“你难道不信任警察吗？”

“我当然很想相信警察，但现在我尤其无法信任公安警察。蔑视法律、侮辱法庭还拥有权力的组织，只会令人恐怖与困惑。”

冴子所指的是神奈川县警闹出了名的窃听事件，当时警察拒绝了法院的传令，不出庭作证。等到之后出庭的高层警察又接连拒绝法官的要求，不在文件上签字。对于法律与法庭而言，这是在挑战法律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