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吴三桂有私心，为了保全麾下一千多精锐家丁不敢轻易涉险，他在等待贺人龙的秦军到来。

王辅臣心里很是不爽，几路人马若都是如此，明军如何能打胜仗？可作为吴三桂的参将，他也只能在心里抱怨而已。

“儿郎们，随本将杀出去！”

好一个王辅臣，他再次举起大刀一马当先在前开路，硬生生从两倍于他的八旗蒙军中杀出一条血路，把李辅明救出去。

王辅臣本来是大同总兵王朴麾下游击，但王朴也是一个逃跑将军，他一直无法发挥自己的能力。

后来朱慈烺斩杀王朴，并调燕雄鹰为大同总兵，燕雄鹰只有二十岁左右，以前从未听说过此人，让燕雄鹰做大同总兵，王辅臣很不服气。

后来燕雄鹰整顿军纪，发现王辅臣有不少小毛病，按照朱慈烺严格用人标准，作为刺头王辅臣被清理出大同军。

离开大同后，王辅臣就去投靠了吴三桂，吴三桂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最终让他官升一级做了麾下参将。

与吴三桂洪承畴祖大寿等人相比，王辅臣在明末不怎么出名，但他在明末清初绝对算一个风云人物，七次背叛主子，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三国名将吕布因为先后给丁原、董卓当义子而被张飞骂作“三姓家奴“，以示对他多次背叛的嘲讽和不屑。

后来，“三姓家奴“就成了反复无常、不忠不义、以身侍贼之人的代名词。

对于所谓“贰臣“的标准判断和价值取舍，在不同的时期是截然不同的。“良禽择木而栖“是主流，两宋之后始有“贰臣“。

在夏商周三代乃至之前的传说时代，由于统治能力以及技术条件等方面的限制，只能实行分封制。

即天子将土地及人口分封给王室、功臣、前代帝王后裔以及世居于某地的氏族部落（即诸侯）。

而诸侯在其封国内享有世袭统治权的同时，也负有服从天子命令、朝贡、征战等义务。

所以诸侯虽然在名义上分邦，但实际上同为一国。在这种情况下，诸侯国间的人口流动以及另仕他国，在当时是一种寻常而且普遍的现象，并不被视作背叛。

像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人才周游列国、兜售政治理想和学术主张的情况非常普遍，一朝得志反过头收拾起自己的母国来，也毫无所谓的“忠义“负担。

比如人才出得最多、出走的也最多的魏国就深受其害，被商鞅、张仪、吴起、孙膑等“自己人“搞得极惨，但似乎没有人指责商鞅等人的行为是背叛。

甚至被视为万世师表的孔圣人，也身体力行的践行这一价值观。

从此“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就成了那些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的“贰臣“们在选择“弃暗投明“时理直气壮的借口。

即便秦灭六国后，以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这种情况也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比如吕布所在的三国时代，像他那样朝秦暮楚的行为，其实依然很普遍，而且大多不被视为是多么严重的事情。

所以鲁肃在劝孙权抗曹时，才可以坦然说出那句“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

甚至到了唐初，李世民大帝视若镇国之宝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将近三分之二都有过叛主的不良记录，也没见他们受到过什么猜忌和苛待。

比如爵封胡国公的名将秦琼，曾先叛张须陀，再叛瓦岗，又叛王世充，经历堪比吕布，在民间传说中却是气节无双的典范，这让吕奉先情何以堪？

即便是被视为忠谏之臣的典范、有千古人镜之谓的魏徵，也是先叛隋、再叛瓦岗、继叛隐太子李建成。

但这些经历丝毫不影响他受到李世民的重用，并名垂青史。

李世民就靠着满朝的贰臣和叛将打造出一个盛世大唐，成为史上最为名副其实的天可汗、千古一帝。

不过这种情况从宋朝起开始出现了变化。

在此前，无论是司马氏篡魏代晋，还是杨坚抢了外孙的江山、李渊撬了表兄家的墙角，似乎都没怎么挨骂，五代时期权臣武将谋朝篡位更成了家常便饭。

可是轮到赵匡胤拿着这个老剧本，上演了一出黄袍加身的戏码之后，却屡遭诟病甚至谴责。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逼迫符太后和恭帝柴宗训这对孤儿寡母禅让帝位，由此建宋。

316年后，元朝大军兵临临安城下，南宋谢太后和另一位恭帝、年仅6岁的赵?被迫出降，宋朝灭国，于是有人作诗嘲讽道：

“忆昔陈桥兵变时，欺他寡妇与孤儿。

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又被欺。

连皇帝都要挨骂，当臣子的再想三心二意，就要承受更大的压力了。

史上被冠以叛臣、卖国贼等名头的坏蛋，大都出自两宋之后。

明朝出现了现代意义的“汉奸“这一词汇，乾隆干脆编纂了一本《贰臣传》，收录了曾在明清两朝做官的120余位人物。

首先，在两宋之前的朝代兴替大多发生在汉人政权之间，基于上古时期的传统以及同文同种的认同。

这种以臣代主或是臣子择主而仕，并不是什么让人无法接受的事情，也很少被引申到道德层面进行评价，更与民族大义、气节操守无涉。

不过自唐末以后崛起的北方游牧民族，不再像匈奴、鲜卑、突厥那样对于中原王朝而言仅仅是边患或癣疥之疾。而是有能力占据中原半壁江山，甚至将汉人政权取而代之，成为华夏共主。

这样一来，随着夏夷之间民族矛盾的日益突出，那些贰臣们的行为就不再是同文同种间的“贤臣择主而仕“，而被视为对于家国、宗族以及祖宗的一种背叛。

其次，南北朝时期的刘宋开国之君刘裕，曾经首开一个很恶劣的先例，那就是对前朝的亡国之君斩尽杀绝，从此类似的事件愈演愈烈。

这样一来皇帝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一旦亡国基本就意味着身死族灭的下场，使得他们即便是为了保命，也对臣子的忠诚度要求越来越高，并在两宋以后达到巅峰。

比如像往曹操、武则天等人身上泼脏水都是宋儒开始干的，强调正统和忠君。

做臣子的再想“良禽择木而栖“所要承受的道德和舆论压力远不是此前几百、上千年前的前辈所能比拟的。

于是像魏徵、秦琼这样的人物若是晚生个几百年，一定会被冠以贰臣、背主等骂名。

不过凡事有例外--若是实力、能力突出或是身处要害之处，那么哪怕他如何不忠、怎样反复，为上位者都得捏着鼻子忍着，起码是暂时忍着。

明末清初时就有这么一号人物，一生中先后七次叛主，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名字叫王辅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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