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啥！”老汉的嘴很有劲地回答，“杨先生教妇女识字有没有啥问题，咱不知道咯！咱一天掮上石夯打土坯，谁给管饭就给谁家卖力，咱没见过杨先生的面，光脸麻子都不知……”

“勤娃同志，你没听人说什么吗？”程干部转脸问，“甭怕。”

勤娃摇摇头。

“康大叔，你老儿心放开。”程同志说，“新社会，咱们把恶霸地主打倒了，穷人翻了身，可不能允许坏人再欺侮庄稼人，糟蹋党的名誉。咱们的干部，有纪律，不准胡作非为……”

这些话说得和老汉的心思刚刚吻合，他觉得这个清素淡雅的女干部完全是可以信赖的，可以倾诉自己一生的不幸和意料不到的祸事。可是，他的话出口的时候，完全是另外的意思：

“杨先生胡作非为不胡作非为，咱不知道嘛！他在哪里胡作来，在哪里非为来，你到哪里去查问。咱不知情咯！”

老汉忽然瞧见，勤娃的脸憋得紫红，咬着嘴唇，担心儿子受不住程同志诚恳的劝导，一下子说出那件丑事，就糟了。新社会共产党的纪律虽然容不得杨先生的胡作非为，可自己一家的名声也就彻底臭了！他急中居然不顾礼仪，把儿子支使开：

“南围墙侯老七等你去打土坯。快去，再迟就要误工了。”

勤娃猛地站起，恨恨地瞅了父亲一眼，走出门去，撞得旧木板门咣啷一声响。

“这娃性子倔……”老汉不自然地掩饰说，盼她快点走。横在老汉心头的这一块伤疤，无论是恶意地撞击，抑或是好心地抚慰，都令人反感，任何触及都是难以忍受的痛苦。

“没关系。回头我再来。”程同志很耐心地说。

“甭来了。”老汉很不客气地拒绝，心里说，你一个穿戴和庄稼院女人明显不同的公家干部，三天五天往我屋跑，那还不等于告诉康家村人，康田生屋里出了啥事啊？老汉今天一见到她，心里的负担又添了一层，意识到这件丑事，尽管尽力掩盖，还是闹出去了，要不，县上的这位女干部怎么会来到他的小院呢？即使外面有风传，他们一家也要坚决捂住。“咱庄稼人忙。实在是……我跟勤娃，啥也不知道咯！”

程同志脸上明显现出失望的神色。失望归失望，却不见反感或厌恶。她是做党的干部纪律的监督工作的。严肃的职业使她年龄轻轻儿就已经养成严肃而又和蔼的禀性。此类问题在她的工作中，不是第一次，不说庄稼人吧，即是觉悟和文化都要高一级的工人和干部，在这样的丑事临头的心理矛盾中，往往也是同样首先顾及自己和儿女的名声。这样，就把造成他们家庭不幸的人掩蔽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