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突然想起洪宣娇也关在我的府上，于是开口问道：“对了，那西王娘最近可好？”

惠蓉道：“还好，西王娘她有时疯疯癫癫说些胡话，有时又嚷着要臣妾陪她下棋，殿下，臣妾真心觉得王娘她很可怜，要不您就把她娶进门来吧。”

我一把将惠蓉搂在怀里，道：“你以为她没人要啊？现在怕是有个人正朝思暮想地要娶她呢。”惠蓉依偎在我的怀里十分不解，我笑着看看她没再说什么。

晚上睡觉时我仍然心有寒意，此前的宴会上石达开曾就韩宝英的问题态度强硬，现如今韩宝英真的落在我的手上了他会不会真的翻脸呢？我思前想去决定不能受制于人，于是我起床披衣来到书房，连夜写了一封《翼王亲启》的书信，信中我以略带指责的态度将韩宝英劫我座船的事如实写出，并表示看在石达开的面子上我决定不予深究，但要把韩宝英在武汉关半年禁闭让她面壁思过。

重庆之行后我清楚地认识到，石达开这个人的老谋深算一点都不亚于曾国藩，他虽表面和气，但实则城府极深，从不轻易发表意见，让你对他的所思所想难以捉摸。因而这一次我决定先下手为强，把该说的东西有理有据地全说出来，看你石达开作何反应？

另一边，为了安抚韩宝英的情绪，我决定派人将花燕芳从湖南请到武汉来，让花燕芳带韩宝英学习琴弦乐器和字画诗文，进而慢慢消抵韩对我的敌意。

草草地料理完了武汉城王府里的琐事后，第二天下午我便携一众文武登上了前往九江的列车。事到如今，九江会议不得不开，因为我的集团中已经融入了大批地主阶层，我对他们是否会忠实推行我的各项措施持怀疑态度。

鄂赣铁路的开通让此次行程变得简单、快捷，左宗棠、彭玉麟等人纷纷赞扬火车之便利，而我则奋笔疾书，提前准备着会议的演讲词。

主持此次九江会议的是城防总制、封爵奉天安的太平军旧将古隆贤，而参加此次大会的则是我麾下的一众重要文武大僚，其中包括有王闿运、赵烈文、左宗棠、彭玉麟、沈葆桢、刘坤一等，他们多数出身地主阶层。

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只有一个，深化推行商改和土改，改革的原因是我注意到这些年来我治理下的地盘已日渐富庶安定，但我城王政府的财政收入却并未得到改善，没钱就是改革的主要动力。战争的环境让我意识到慢悠悠的改革根本行不通，必须加速进入战备状态。

商改的内容是大力发展工商业，由政府力主扶植由可靠的地方大户具体实行，可谓强行引导教育你要“实业救国”。

土改的内容则是撤销地主阶层特权，政府直接参与征收农业税，并发放一定的补偿给地主人家，鼓励他们转型。自从太平军控制江西和两湖后，这里实际上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豪强户绅了，但地主阶层却仍然存在并一直是太平军政府和农民阶层的中间人。现如今，归顺于我的地主阶层大多强干弱枝力量分散，改革的最好时机也悄然而至。

我在会议中做了生动的演讲：“我中国依靠农业不可能富国强兵，欲要强国，必推进工业科技，欲推进工业科技，必发展实业。如何推动实业发展呢？那就是将以各位为代表的先进之士由农业引导向工商，运用大家的聪明才智，通过投资兴办新工业，利己利民利国。”

演说到激动之处，我不禁握拳高呼：“此次我们要革除的乃是落后之生产关系！”

尽管我搬出了高中政治课上的术语，但与会的这些人却一个个呆若木鸡，他们听不懂我的想法。唉，一番口舌之后我真觉身心俱疲，会场上的这些人可谓现如今全中国最有知识有见解的，但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的思想真心跳不出历史局限啊。

会议的结果是，赵烈文、左宗棠、沈葆桢支持商改，王闿运建议推迟商改，刘坤一建议联络南京，彭玉麟未有明确观点。而对于土改，没有一个人表态支持。

我不知道该如何让他们醒悟了，会后我再次邀请众人乘坐列车返回武汉，在火车上，我先请来了徐寿和唐廷枢先后讲解各科研工业的发展状况，我要尽力让他们明白，新型科技已是大势所趋，地主阶层是时候放弃田租向工商业转变了。

沈葆桢似乎明白些了，他发言表态愿意“追随殿下尝试”，左宗棠和赵烈文也声言“此改革措施可小范围试验之”。我知道他们虽然有了一定了解，但内心依然充满矛盾，土地改革打击的是他们地主阶层的既得利益，此改革一旦实施，他们固有的家业都将受到冲击。

九江会议进行了一整个白天，从九江一路开到了安庆，但会议的效果并不理想。改革的政令盖章容易，但要保证实施到位却是难上加难，此时我深感个人在历史大潮中的无奈，毕竟现在只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接下来我在城王府恍恍惚惚熬过三日，期间花燕芳抵达我也只是冷冷地和她说了几句，政治上的不顺心让我的精神状态跌落谷底。

然而第四天，刘继盛突然面见并递上了一封要我亲启的匿名信，信中白纸黑字写道：足下改革之政策与决心，千古之第一。足下之见解，亦为时人之不及。论曰：此改革若成，中国富强矣。

天哪，我的改革思想居然遇到了知音！这个人是谁？难不成也是个穿越来的？

信的落款是一个化名：湘阴玉池。我知道他想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立即下令刘继盛三天之内查出写信之人。刘继盛摆摆手说：“殿下，写信人我们已经查清了。”

“是谁？”

“回殿下，曾妖头旧部，湖南湘阴人郭嵩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