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捂着嘴，忍住笑。

二叔的脸涮地一下红到了耳根，他停止背诗，恼怒地斜睨着阿杰，问：“你笑啥呢？”

阿杰问二叔，“你那是诗吗？”

二叔表情坚定地回答：“当然是诗，而且是革命的诗歌。”他转头问我，“谈记者，你说是不？”

我心里也早已乐开了花。我做出一付评判的样子，回答：“也算诗吧。”

二叔很得意，他揶俞阿杰：“不读书害死人。”

阿杰瞪大一双眼睛，说：“那是，我是没有读过书。不过，我小学读了八年，我被评为全校最熟悉的面孔，新老师来了都跟我打听学校内幕。”

我笑得喷饭。

二叔脸上褪去了恼怒的红色，浑浊的眼里闪烁出激动的光芒。他开始向我们回忆属于他的诗歌时代。他说：“一到晚上，村里就搞赛诗会，热闹啊，男女老少都上台背诗。不上台的是要扣工分的，那时，我年轻，记性好，背得出好多诗，这样可以偷懒少出工。年底时，我的工分比那些干活累个半死的壮劳力还多。”二叔得意地嗬嗬地笑，阿杰也跟着笑，我也笑。二叔继续说：“那个时候啊，要是背错了诗就惨了。有一回，我邻居家的地主婆背毛**的诗，把‘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背成了‘俱往矣，数流氓人物，还看今朝！’老太婆被当场拉下台来揍得个半死。唉唉，真的好可怜啊……”

二叔回想那事，流露出一脸感伤。他站起身来，给我添了一碗地瓜。

我说：“别给我添了，你们也多吃点。”

二叔说：“管够，不浪费就行。”然后问我，“你喝酒应该厉害吧？”

我摇了摇头，说：“不厉害。”

“你写诗的时候喝酒不？”二叔好奇地问。

我笑着说：“写诗时不喝。”

“三句不离酒哦——”阿杰插话讥讽二叔，“就一酒鬼。”

二叔不理睬他，继续问我，“你最多能喝多少？”

我说：“两杯吧。”

“才两杯？”

二叔认为我不喝酒写诗简直无可置信。他脸露失望，嘟哝道：“人家都说李白斗酒诗百篇呢。”

我说：“我又不是李白，真喝不了。”

他把头摇得如一只芭蕉扇，以至端在手里的半碗地瓜汤都溅在了桌上。他赶紧放下碗，起身去厨房取抹布。

阿杰悄悄告诉我，二叔是岛城郊区人，原来在岛城一个餐厅做帮厨。“他什么都好，就是嗜酒，老婆孩子都让喝跑了，工作也丢了。黄哥去岛城时遇到他，便把他带到了庄里。到庄里后，他还是断不了酒，经常找灵山村民喝。有时，从早上喝到中午，从中午喝到晚上……黄哥根本管不住。”阿杰瞄了瞄厨房，见二叔还没出来，便继续揭底：“人家喝酒是脸红，他喝酒是脸黑。那段时间，他每天早上的脸还是红亮的，可到了中午，就变得黑青了。再到晚上，就变成了一口锅底了。有个晚上，我让他差点吓傻了——我起床拉尿，看到他一个人坐在树底下喝酒，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结果，我只看到了他的脖子——竟然没看到他的脸！”

“怎么回事？”我问阿杰。

阿杰说：“那天，他喝了整整一天的酒，脸黑得像锅底。那晚，天又特别黑，所以，根本看不清他的脸啊！天上有个月亮，地上有个酒鬼。”

我听着笑得泪花四溅。

阿杰说：“黄哥逼他戒酒，黄哥说：在岛城，我管不着你；来这儿了，你就得听我的。否则，就走人！见黄哥来硬的，二叔才没辙了，后来总算戒着了。没想到，又迷上了听戏……成了个戏呆子！”

二叔从厨屋里走出来，手里拧着一块抹布。他一边走，一边摇头晃脑，一脸幸福地吟着诗：

东风吹起来啊

战鼓擂起来啊

现在世界上啊

究竟谁怕谁啊……

这一回，我也跟着阿杰轰地一下笑开了。

阿杰诚恳地问我：“谈记者，你可以教我写诗吗？”

我笑道，“你怎么想学写诗？”

“我觉得会写诗的话，容易找到女朋友。”

“行，你每天读一遍我写在那黑板上的字，你就会写诗了。”我指了指院子通往小道一侧的一堵旧墙开玩笑道。那墙上挂着一块废弃了的黑板，还有几截粉笔头，估计是黄庄主用来记录庄里农事的。显然很久没有用过了，色泽斑驳。我想好了，我把它擦拭干净，一可练练我的粉笔字，二可记录一下我这乡野生活的感慨。

“好啊好啊！”阿杰开心答道。

“很热闹呵。”黄庄主披着一件麻布衬衣，肩膀一高一低地从屋子里走了出来。我看到他的脸上是疲倦与憔悴。他在桌边坐下，二叔赶紧备上碗筷，盛上地瓜汤，剥了两颗煮鸡蛋。“谈记者，吃得惯这农家早餐吗？”黄庄主一边吃一边问我。

我说：“蛮好的，习惯。”

“那就好。”黄庄主笑了笑，点了点头。

我本想问问他是否还记得昨晚的事情，但是，当着二叔与阿杰的面，我不便问。“这塘里的鱼多吗？”我没法找话随意地问了句。

“多着呢，野生的放养的都有！”阿杰插嘴道。

“能钓吗？我问。

“当然可以啊，”二叔收拾着碗筷，对我说，“我们正愁塘里的鱼儿上不来呢！”

“谈记者喜欢钓鱼？”黄庄主语气平淡地问我。

“以前经常陪一个兄弟钓鱼。”我笑道，“他是个老刑警，担任过公安分局的局长，因抓捕罪犯失手被贬职了，心灰意冷，经常叫我陪他钓鱼。”

黄庄主眉头皱了一下，他站起身，“钓鱼跟抓人一样，也需要耐心。”他回过头对我说道。我看见，他的嘴角浮出一丝让人不易察觉的嘲讽意味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