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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里已经是后半夜，房间里照旧，只是地板上躺着一个从门缝中塞进来的信封。拆开后，里边是一份杨月心之死的资料，美国官方版本。

杨月心和我不同的是在98年作为花旗银行的职员来到美国的，此前她一直在花旗银行香港总部工作。由于工作能力出众，被香港总部推荐去美国总部进修，实际上也是职位晋级。她在美国总部亚洲开发部工作。这些资料和我们所掌握的资料相同，也是我们希望美方所能认为的。但接下来的资料则和我们的资料大相径庭。资料中写道：2001年，由于杨月心不愿参与中国政府对美的情报计划，被中国情报当局判定为叛国而遭到刺杀。

望着这段煽情的文字，我无言以对。这就是这个行当中龌龊的手段，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充分利用当事人的情感做文章。他们歪曲事实为得就是让我去站到中国政府的对立面上。杨月心的死实际上就是FBI一手导致的，在那个杂种叛逃后立刻供出了我们在整个北太平洋的情报网络，在短时间内我方来不急撤离，甚至有些同志还未得到消息就被所在国的反情报部门逮捕。事件的影响迅速扩散到北美，而做为当时北美首席联络员的杨月心在是第一个得到消息的人，她做为我们在北美情报网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手中握有北美大部分情报员的名单。为了保护整个情报网，在发出警告消息之后，面对前来逮捕的FBI，她饮弹自尽。让事件影响的冲击波到自己为止。

但在美国官方对外公布的消息中，杨月心是被一个同样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枪杀。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些看似平淡新闻的背后，不知隐藏着多少这样的故事。

看完后，我把资料扔在桌子上，在床上躺了半天。现在我肯定被监视了，在自己的房间中也要演戏。好在我很小心，我从联络员那里拿来的东西都没放在屋子里。

迷迷糊糊睡了几个小时，被红疤的电话吵醒了。他让我开车去斯坦福，他们在港口等我。出门的时候，我在走廊尽头的天花板上取下了一个窃听器的接收装置，样子就是一副手机耳机，用起来很方便。

我的手机那天被他们搜去肯定也做了手脚，那么FBI应该是监听到红疤和我的对话的。可我在上路后还是发现了跟踪我的车。但我并没有向红疤汇报，我也在向FBI传递着一个信息：我还在考虑中，暂时并没有回绝他们的意思。

这次的路程，我特意选择了从长岛乘轮渡去斯坦福，一来看看FBI对我的监视程度，二来我想在昨晚我被抓那个地方的附近找找看能不能收到窃听器传来的信号。窃听器虽然很小，但拥有自毁装置，开启72小时后，自毁装置开始工作，释放化学分解液自融。如果运气好，我可以在窃听器没有被发现或自毁前收集到有用的信息；运气不好，那么很有可能不仅得不到对方得信息，还会被对方发现。这对我的身份是个极大的威胁。

然而我在被抓附近兜了很久，都没有接收到任何信号。无奈下还是先上了轮渡前往斯坦福。

然而就在我上岸快接近码头的时候，耳机里突然传来了模糊的声音。当经过一家加油站时信号最为强烈，虽然还不是很清晰，但能分辨出人说出来的句子。那个窃听器被我扔在了门框里，大部分声音是通过墙壁的震动采集的。

我减慢了车速，在前面的路口打弯，掉头重新开回了加油站，排在加油的车队后边。声音还是那样，不清晰，混杂着一种低沉的震动声。

“他回来了，要加油。”刚调转回来，我就听到这句话。我在车里打量着这家加油站，慢慢跟着车队向前挪，但始终想不通一个问题。假如昨晚他们讯问我的场所在这里，那么昨晚从我被抓住和他们上车到讯问间那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根本不够从海湾大桥赶到这里。二者间的位置一个在长岛东北部，一个在西北部，中间的距离横跨整个长岛东西两端。但随着耳机里突然的一阵巨大震动声，我明白了问题的所在。

前边车队里的一辆宽大的货运巴士开动了。

昨晚我被讯问的地方不在某个固定住所中，而就是在前边的那辆巴士里。弄清了这个问题，我舒服的靠在座垫上歪着脑袋仔细听着耳机中的对话。

“码头那边怎么样？”

“我们的小姐说没问题，琼斯到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