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间的河南从冬天里苏醒了过来，乱纷纷的好像和之前王李相争时没什么两样。

能够安心种田过日子的人是越发的少了，李密虽然败亡，人头在北地转了一圈，却没震慑住什么人，效果和王世充所想相去甚远。

所以战乱依旧没有远去，随着春天的到来，很多人从洞里冒出了头儿，匪患到处都是，有人甚至在瓦岗山重新打起了劫富济贫的旗号。

王世充的兵马经过一段时间的剧烈膨胀之后，明显后继乏力了起来，随之扩张也陷入了停滞的状态。

以剿匪起家的王世充于是又干起了他的老本行，四出剿匪，平叛，忙的不亦乐乎。

这种情形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一来呢，河洛本就是四战之地，一旦陷入战乱，就需要一些支撑点，不然战乱很难平息的下来，而王世充显然没有那样的眼光，同时也失去了那样的时机，他和李密纠缠的时间太长了。

二来呢，王世充的信用在之前已经用的差不多了，没人再去相信他的承诺。

三来，他的部下们大体分作了泾渭分明的三部分，一部分是他从江都带过来的旧部，一部分是李密降人，另外一部分则是以河洛大阀为首的洛阳臣子们。

这些人都有着深刻的矛盾，几乎可以用水火不容来形容，更让王世充痛心外加头疼的是，他最为依赖的江都旧部在和李密的连续交战中，伤亡惨重，等到李密败亡之后，他便不得不拉拢李密降人来压制洛阳城中那些顽固的世阀子弟们。

这个时候，很多洛阳人将洛阳城称为匪巢不是没有道理的，李密手下那些无法无天的家伙们一旦进了洛阳城，顿时将洛阳闹的乌烟瘴气，让人实在不敢恭维。

而这一年开头儿，匪患自不必提，李密部下大多投了王世充不假，可重又落草为寇也不少。

到了此时，河南的饥荒已经很严重了，匪患自然也就愈演愈烈，这是个在战乱时节很常见的恶性循环，山东人和河北人已经做出了典型的表率，所以不必细说。

更复杂的是一些匪类和李密旧部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于是也就显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他们流窜来去，时不时就能得到些补给。

实在不成了就就近找个熟人去投靠，得了粮草之后，转头就又没了踪影，比当初那些乱哄哄的乱匪奸猾多了。

王世充眼见匪患难平，怒极之下顿时动起了刀子，七八个地方守将被召回洛阳，没容他们分辩，便纷纷人头落地。

王世充传头各处，并严诏各部，通匪者斩，而落在他手中的匪首们，也不再去分辨其人才干，名声，或者是家世之类，只剩下一个死字可写了。

严酷的镇压其实并没有使匪患少上多少，河南乱的太久了，到了人命如草的今天，疯狂程度上差不多只能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来形容了。

秉性刚烈的人越来越少，但不怕死的人却越来越多，这种矛盾的特征一旦表现出来，想要弥平匪患，是越发艰难了起来。

更为可怕的是，匪患纷起之外，各处的叛乱也多了起来，这也不奇怪，地方守臣们一见你治平的手段不多，给你来个见异思迁也就在所难免。

而王世充称帝的副作用也在持续困扰着他，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李密旧部们在悄悄的怀念着旧主，当然了，这种怀念并非具体在李密这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在怀念以前那些无法无天的美好日子。

张须陀的旧部们彻底已经失去了忠诚，裴仁基等人的死，给他们敲响了警钟，而且，他们也在暗自质疑王世充得位的正统性，在之后有些人陆续西去投唐就是明证。

而对王世充登位最为反感的肯定不是他们，而是居于洛阳的世阀子弟们，他们在接连受到重创，还要忍受着屈辱，和那些在他们眼中卑贱无比，合该千刀万剐的匪首们并列一处，强颜欢笑的时候，随之而来的便是对王世充这个得位不正的人的痛恨。

于是，接二连三的叛逃就上演了，王世充的中书舍人竟然在一年当中换了四个，一个是在裴仁基叛乱的时候掉了脑袋，一个叛逃李唐，被王世充捉了回来扒皮拆骨，另外两个成功上演绝地大逃亡。

一个带着家眷去投了萧铣，一个单骑出走，跑去了长安。

这还只是一个缩影，在王世充称帝之后，出走的河南世阀子弟根本没法细数，最为严重的时候，王世充不得不严令洛阳四城守将严查出城人等，又命各处守臣往洛阳送来妻儿子嗣等等。

可这些手段对于人们出逃的遏制作用并不很明显，抛家弃子者屡见不鲜，反而让王世充很是狼狈。

死的人越来越多，总这么杀下去，早晚杀的他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不可，例子也很好找，他的老对头李密就是前车之鉴啊。

二月间，王世充又砍下了几颗比较大的脑袋挂在了洛阳城头示众，这里面既有触怒他的臣子，又有所谓的叛臣，还有大肆贪污粮米的蛀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