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他有没有什么成果。孙越说了解了很多看似没什么差别的人天差地别的生活，他们的心理活动。还有进行记忆实验后，他们所呈现的样子。他所能得出的结论是，凭空删除一部分记忆，纵然是难以面对的那部分，人会觉得有所缺失，而不会有那种如释重负的快乐。所以悲伤的回忆也是很重要的。

“这份工作有意思吗？”我问他。

他笑了，他说：“我累了。所以准备换份工作。”

他给我展示了他的工作环境，他告诉我由于我经常来，是潜在的被实验对象。但是最近实验室出现了变故，导师不打算继续做了，他的这份工作也就此结束了。导师要求他尽快把器材寄回去。但在此之前他还是决定给我介绍一下实验的过程，想看看我有没有兴趣。他遇到过很多人，他一眼就能看出来什么样的人对这类实验有兴趣。

那时候，我担心的是实验之后脑部机能会不会出现问题，这类实验说不定是非法的，签了免责协议，我出事了连赔款都拿不到。但我反而表示了极度强烈的意愿。我真的有很想遗忘的东西吧——我现在已经毫不记得了。我从一开始的表达意愿，到后来几乎是央求的催促孙越、孙越同意了。他保留了我缺失的一部分记忆。人脑缺失的那部分，需要被等量的记忆所填补。孙越看了我的日记本——记录的内容实际是每天的梦。我说把这些换进去吧，如果梦和现实是颠倒的就好了。

他笑了，他说自己起床的时候，都庆幸梦是假的，现实里什么都没发生。

这可能就是我精神病史的来源吧，但那都是很早之前的事情了。

后来孙越拿着那些记忆找到我，还给我介绍了工作。这期间，我们大概也有十几年没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