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博物馆藏犍陀罗特里同吹双腔笛雕像。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博物馆藏犍陀罗特里同弹鲁特琴雕像。

我们注意到，最初的希腊特里同有时仅持三叉戟，传入犍陀罗后演变为吹奏双笛，1～3世纪犍陀罗雕刻中基本不见特里同手持三叉戟的形象。中亚犍陀罗地区的石雕艺术，与遥远地中海的古希腊神话故事内容结合后又有新的表达。近年在国内博物馆巡展的日本平山郁夫藏丝路文物展中，石质高浮雕的人物形象手持双腔笛、鲁特琴，人们疑惑该形象究竟是海神波塞冬还是小海神特里同？作为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小海神特里同手中通常持神物海螺，但在犍陀罗石雕上，海螺则变为双腔笛。海螺常见于地中海地区，但在犍陀罗地区并不常见，或许为了便于当地人接受，雕刻匠师对特里同形象进行了改变。将自身文化中的内容表达转变为其他文化中容易接受的形式，是文化传播时非常重要的一环。犍陀罗佛教艺术中的有翼天使出现在新疆米兰，删掉飞翼变为飞天；古希腊神话中的丘比特（或厄洛斯）转化为骑海豚形象，甚至海豚在中亚被直接转化为鱼的外形，这也说明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是一成不变的，会和其他文化融合。

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上，绘有唐代宫廷女性乘坐狮鹫格里芬头游船，水中即有“马首鱼尾”的小海神特里同形象，还配有其他水中生物来衬托海洋中的特里同。俄罗斯学者复原这幅壁画后，认为大船下面水中丑陋怪物是张嘴伸舌的“大耳朵龙”，是身有翅膀和山羊腿的中国杂交龙，这显然是望图生义的错误，没有注意到希腊化海神在中亚演变的艺术影响。其实，太原隋代虞弘墓椁壁第1、2幅浮雕上即有醒目的马首花尾鱼图案，也是来源于小海神特里同的造型艺术。

任何文明古国和民族都有自己优美旷逸的神话遗产，但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小海神特里同能辗转远播到亚洲的并不多。小海神特里同成为中国唐三彩器物上的艺术形象，而且并非借鉴而是直接运用，更为罕见。以该件角杯为契机，可以重新审视以往未被认识的带有小海神特里同形象的唐三彩器物。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唐三彩角杯，长11.6厘米，与本次西安出土角杯大小相同。该件器物长期以来无人释读，只笼统描述为“7世纪模印来通杯”，并没有将其与小海神特里同相联系。角杯上的人物戴的帽子不是粟特人或波斯人的尖顶帽，而是圆形软帽，与罗马人的服饰和戴帽的艺术造型相似。欧洲私人收藏的唐三彩西方人形象骑海螺角杯，几乎与本次西安出土角杯一模一样，此前因器物真伪与来源不明，学界并不敢轻易下结论。

连续出现的唐三彩特里同艺术造型角杯，说明此类器物的内容和风格受到当时民众的喜爱，并引领了时尚风气，工匠们根据市场需求制造出角杯，满足各个阶层的需要。角杯因主人生前喜好而随葬于墓中，或让墓主在地下继续享受富足舒适的生活，或作为祭酒礼器，用于敬献神灵、祭奠祖先。

这类匠心独运的艺术品，由作坊里的工匠制作生产，尚不确知是受委托而造，还是凶肆市场自由选购。很多工匠可能是流动人口，从地中海到波斯地区，经历战争和强制迁徙，足迹遍布欧亚大陆。入华的外国工匠更容易接受外来图样，继而因地制宜地采用不同技巧制作新奇的工艺品，如采用本土化的陶土制作三彩器，适应中国人的需要。从犍陀罗时代到隋唐时期，经过几百年的流变，人们从欣赏特里同造型艺术转变为对神灵的敬仰，逐渐使特里同这一形象神圣化和标杆化。特里同成为雕塑艺术理想的题材，并成为各类艺术门类竞相追摹的对象。文献记载缺少对工匠模仿的记录，可是墓葬出土的随葬器物对此进行了补充，使我们了解了唐朝已出现工艺精湛的、带有外来文化因素的稀罕工艺品。

从学术角度探索希腊小海神特里同传入中国的路径，无疑是一项挑战。目前具有“希腊化”特征的文物显示，当时存在着一个流动交错、重叠联系的艺术工艺网络，并不是固定在一个起源地，也不一定具有同样的地方文化身份。例如陶器和陶塑作品中，雅典魔女美杜莎头部早期样式。蛇发女怪头像被作为房前檐砖饰；狮子头和怪兽头等，都是希腊化陶塑在和田、库车等地的再现。此外，绍托尔佛寺（tapa Shotor，今阿富汗贝格拉姆以东）中造型自由的赫拉克勒斯——金刚手菩萨，以及佛龛中形似希腊女神提喀的女性造像，见证了古希腊文化与佛教艺术在中亚的融合与延续。这些无疑都是唐三彩陶塑可以借鉴的成品模具。

考古出土器物比历史记载更接近真实。我们以前普遍认为希腊化的文化遗产传入中国，是零星的、短暂的，以世界眼光审视不断出土的各类器物，可见中古隋唐时期中西交流是密切的，从遥远的海洋神话传说到“海互”器物的出土，文化的交往本身就具有国际意义，可以唤醒彼此的历史记忆。唐三彩小海神特里同造型角杯的出土，为我们认识世界各地所见同类器物提供了共生互动的标本，它延伸了文明的高度与地理的广度，中西交汇通过唐三彩的载体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为重构全球史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文明互鉴、交融的历史景观提供了新的取径。